深焦 x 肯·洛奇:欧盟的基础不是自由市场!

  几年前,当八十岁的肯·洛奇凭借《我是布莱克》拿到第二枚金棕榈时,这个拍了一辈子电影的导演把今天全球各式各样社会问题的根本矛头都对准了“新自由主义”。正是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放任,对国际自由贸易过度纵容,对诸如金融衍生品等等复杂商业行为缺乏有力监管,让“一小撮”有产者“仍在以无耻方式变得富裕”,他们躺在家中通过键盘上几个按钮,就以资产重新配置方式牟得几辈子都享用不尽的财富。这种极少数的特权阶级占用绝大多数资源和财富的现状,导致了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愈加悬殊以及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广大工薪阶层的血汗积蓄为金融危机买了单,从希腊到葡萄牙,一系列破产国家则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正因此,肯·洛奇——正如他所明言的那个“向权贵演讲”的电影传统一样,在艺术电影最高殿堂里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另一个世界”,一个“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世界。

  倘若说,《我是布莱克》的落脚点尚且是一个老人面对官僚主义和技术主义,无所依靠,无力安顿自己晚年。肯·洛奇入围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则敏锐抓住了当下世界一种新形态的剥削形式。一种以平台中介为基础的自我雇佣式工作形式。影片中,特纳先生在货运快递中介诱导下以按揭形式买了一辆货车,自己当上了自己老板,做起了货运快递的生意。但为了拥有这辆货车,特纳一家却开始走上一条“不归路”。首先是做老人和残疾人家政工作的特纳太太卖掉了家里的二手车,导致她每天只能坐公交车往返于她的各个客户之间,疲惫不堪;而特纳先生更是为了早日偿还货车的贷款,增加了自己工作量,延长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如此一来,家中一对兄妹变成了无人管教的“留守儿童”。当正处于青春期的哥哥开始不断在学校和社会上惹麻烦,需要父母从工作中分担更多精力时,一家人开始陷入财务和时间上的死局。

  像是对其前作《我是布莱克》的某种延续,影片再次选择了英格兰北部城市纽卡斯尔拍摄。正如肯·洛奇过去半个世纪的创作一样,《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下简称《对不起》)再次坚持着一种肯·洛奇式的“普通主义”:他刻画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英国工薪阶层家庭,他们早该拥有自己房产,却被零八年次贷危机波及,无法继续贷款买房;儿子从父母并不成功的生活里也看不到自己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意义,与其欠下一屁股债务读一个大学,到头来还是只能做一份工薪阶层的卑微工作,他宁愿更早离开学校去混社会。

  像肯·洛奇之前的电影一样,《对不起》的主要演员都是从普通人里挖掘出来的素人,这种去除“表演”这一动作,直接让生活在拍摄过程中流淌起来的方式,最终和接地气的剧本一道合力,创造出了一个真实生活质感充沛的电影——来自曼切斯特的父亲是曼联球迷,会在送快递过程中与纽卡斯尔当地球迷斗嘴两队交战史;母亲服务客户里有性格倔强古怪不断惹麻烦老奶奶,也有富有同理心不断与母亲聊天交心的残疾人;小女儿则是一个和平主义小天使,周末陪父亲一起送快递,还努力弥合哥哥和父亲之间越来越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

  肯·洛奇电影里的老百姓从来都是这样一群善良、可爱的普通人,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也不乏各式各样的缺点,但也总是富有尊严和爱心,会对陌生人报以温暖的拥抱,会用勤劳工作来为自己争取一个体面生活。在全球经济结构趋同的今天,这样一群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其实是超越国别的,他们可能和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遭遇快递小哥,做卫生的阿姨也并不离得特别远,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邻居,甚至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学。肯·洛奇“普通主义”旨在向我们传递这样一种道德讯号,电影中所呈现那种家庭困境其实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并不遥远,一种新制度化的剥削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普遍的存在着,为此电影人和每个观众都不应该熟视无睹。

  事实上,这样一种剥削在历史中并不新鲜,只是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在形式和修辞上做了改头换面的变化。互联网经济表面上瓦解了传统公司的雇佣制度,个体看似有了更多选择,可以自己做主选择客户和工作时间。但正如《对不起》向观众呈现的那样,平台作为客户真正所有者,可以通过制订繁冗的奖赏和惩罚制度在事实上对自我雇佣的劳动者进行控制。比如电影中,快递站管理者严格要求货运快递司机每天到岗,完成巨量快递任务,如果有拖延或者旷工,就直接进行经济和信用上惩罚,而导致高额罚款甚至停止分配客户。在这种高压制度之下,父亲完全被剥夺了和家人团聚的闲暇时光。在《对不起》里,我们甚至发现这种经由现代技术升级化的剥削制度变得更加高效和冷血——在电影最后,观众会发现,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这套说辞,更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它以“自我雇佣”为名义,规避了在劳工法保护下的雇佣合同,导致电影里的工薪阶层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最低薪水不复存在,八小时工作制度也不再存在。因为这都取决于你自己做“老板”后的勤劳程度。可事实上,自我雇佣者因为依赖平台的派单,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计划完全可能因为平台任何一项制度的推出,而丧失任何自由。这就让一种新形式剥削甚至奴隶制度隐秘的诞生。

  对此,我们采访了导演肯·洛奇和他的编剧保罗·拉弗蒂,和他们一起谈了谈这部电影内外的故事和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思考。

  肯·洛奇:是的,拍《我是布莱克》的时候,我真的很累,于是我想,“好吧,这也许就是我的最后一部电影了”。其实,这种想法时不时会出现。然而上部片之后,我跟编剧保罗·拉弗蒂发现一类没有合同的自我雇佣工作。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新的故事的想法因此出现了。当真的你在做新片的时候,你想的就是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不要想得太长远。

  肯·洛奇:在做上一部片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这些年“工作”形式的改变。对于工人、保安这样蓝领,甚至是中产阶级来说,现在的工作远远没有之前稳定。大公司用尽各种方式减少在员工身上的开销,使他们越来越脆弱、无助,像机器一样可以被开关。这样类似现象是如此之多。于是,这个故事在我脑海里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一直在尝试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故事的方式,最后发现家庭是恰当的切口。一般人在岗位上要保持体面,但回到家之后,就会释放负能量。对孩子的失责,情感上的愧疚、无力、疲惫,以及经济问题、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都是工作的负面影响的体现。

  深焦:是的,比如说在电影节前方记者,大量也都是自由职业者,并没有合同,只是一种临时雇佣。

  肯·洛奇:我觉得主要是自由市场导致的。欧盟的建立也是基于自由市场的。小公司被大公司所吞噬,最后变成了大集团之间的竞争。为了成功,他们努力降低产品价格,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减少人力支出是降低价格的主要方式。这自然使工人们变得脆弱。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只能重新思考对于自由市场的定义。所谓的政治正确,不仅仅是对于少数族群、非异性恋族群的公平对待,现在更应该挑战自由市场带来的难关。一天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永远处在困境中。

  深焦:而且这种自我雇佣形式,是否也瓦解了英国传统的工会制度?本来,工会至少可以团结起来保障工人们一定的权利。

  保罗·拉弗蒂: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自我雇佣这一形式的结果就是个体之间互相疏离。母亲艾比作为看护者她需要自己排时间表,一个人跑来跑去,快递司机也是如此。自我雇佣常常是没有合同,在一套很好听的修辞编织下,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在做自己的生意,但其实并不是。我基本认为自我雇佣这种形式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工会因此也很难被组织,组织起来的,也都是借此获取利润。这不仅是发生在英国的现象,也发生在欧洲和美国。

  深焦:事实上,因为互联网技术,自我雇佣也是今天中国最常见一种工作形式,您的这部电影放到中国去拍,也会非常恰当。但如果我们沿着工会话题继续聊,我很好奇您二位是如何看待最近在法国发生的黄马甲运动?英国工人们对此有什么回应吗?

  肯·洛奇:我喜欢他们每周组织一次,这是很好的。接下来的难题是,我们需要分析造成社会问题的原因,然后解决它。人们需要做政治解读,而不是直接喊口号和诉求,也就是说,不能治标不治本。这样游行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容易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比如大家都想要解决贫穷问题,但分析原因,找到解决方法,其实是难度特别大的。

  保罗·拉弗蒂: 我觉得黄马甲运动的诉求的面向是很多的,但人们的愤怒是普遍的,存在于各个国家,包括英国。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最近的五十年以来,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如果不面对人民解决问题,怒火是可能会加剧的。

  肯·洛奇:建立在不同机制下的同一个欧盟——不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共有的经济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一个民主的,不是利用人民,而是满足人民的需求,服务于人民的,可持续的机制。但是当然,你需要得到二十八个欧盟国家的同意,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是基于人民权利的机制,不是基于经济发展的机制。

  深焦:最后,回归一个和电影有关问题。这一部同《我是布莱克》故事都发生在纽卡斯尔市,而且演员再一次是我们不熟悉的面孔,您是怎么样做到让人物如此生动的?大量的排练吗?

  肯·洛奇:首先,剧本创作是最重要的。其次,需要找到适合的演员。需要持续寻找,直到发现有活力的,让你感觉可以相信的演员。需要有天赋的人,之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比如说,母亲这个角色。她本来是一位助教。她温暖、慷慨、风趣、充满直觉。我们并不排练,只是做一些必要的准备,来营造基本的家庭内的感情联系。拍摄前我会让他们一家人一起去咖啡馆,去快餐店,建立家庭内部的活力。

  保罗·拉弗蒂:我在写作阶段就给两位主角写了人物小传和他们的过去,然后见缝插针地把这些融入剧本里。所以即使在现场的即兴时刻,我们也能把握人物的方向。

  肯·洛奇:所有父亲工作场所的演员,都是真正的司机。他们来到现场,扫描包裹,装车,做得是他们日常的工作。所以一切都非常自然,不需要他们表演。